羅文:工業新常態呈現四大特征
中國電子報
本文作者系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
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以及發展實體經濟的主戰場,是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主心骨,在新常態下呈現出新的特征,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經濟新常態下,“工業新常態”也將到來。如何深刻認識、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這一新的動向,事關工業發展大局,值得認真研究思考。
特征:工業中速增長 發展路徑更加生態可持續
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進展到中后期的國家或地區,在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后,無一例外地進入到增速放緩的階段。這表明,新常態的首要特點是增長速度的變化,其次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增長動力的轉換,如果進展順利則過渡到優的新常態,否則就會跌入劣的新常態。
當前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必須依靠豐富的產業結構和多元的驅動力量,來實現不同狀態的平順轉換,邁入優的新常態。
工業新常態是宏觀新常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更高、對增長動力轉型的需求更加迫切。在當前向新常態的演變過程中,工業會持續面臨部分領域產能嚴重過剩、企業綜合素質不高、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等諸多問題。綜合來看,工業新常態是指當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隨著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和內部要素結構出現重大調整,工業經濟步入速度更加穩健、結構更加合理、動力更加多元、路徑更加生態的符合新形勢下我國經濟發展內在需求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并不是處于持續上升或下降的變化趨勢,而是一種中長期相對穩定的狀態,即在相對合理的區間內呈現周期性波動。因此,當前我國工業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階段,預計“十三五”中后期將步入新的常態。
工業新常態的特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工業增速進入中速增長區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始終保持快速增長,年均增速達11.2%。多年的高速增長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慣性思維,即工業增速高于10%甚至是15%才是合理水平。然而,隨著總量規模的不斷擴大,國際環境的日趨復雜和要素資源的日益趨緊,工業增速下降已成必然趨勢。在步入新常態的過程中,考慮到資本、勞動供給的下降,規模以上工業潛在增速在“十三五”期間將降至8%左右的增長水平,若考慮到較強的能源和排放約束,工業增速將很可能降至7%。因此,工業從10%以上的高速增長降至7%左右的中速增長區間,是工業步入新常態的顯著特征。
二是工業結構呈現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協調發展格局。我國工業主要以重化工業為支撐,依靠規模化投資取得快速增長。然而,隨著產能的快速擴張和市場需求的逐步飽和,產能過剩問題日益突出。為應對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中央提出了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以不斷優化產業結構,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高端裝備等產業進入發展快車道。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保持就業水平的穩定是任何時期的首要目標。因此,在工業步入新常態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仍將持續,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對各級各類人力資源的需求,要求我們在產業選擇上傳統與新興并重,不可偏廢其一。
三是工業增長動力轉向高投資效率和多元消費結構。改革開放之初,以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成為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投資率和投資貢獻率長期保持在高位。自2000年至今,工業投資占全部投資比重從24%左右逐漸上升至40%以上的水平。而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工業投資效果系數整體明顯走低,從2000年左右40%的水平下降至目前的10%左右。受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對經濟整體的貢獻力度始終難以提升。因此,在工業新常態中,投資規模的影響力度會明顯減弱,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投資效率的大幅提高和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來貢獻新的增長動力,包括信息消費、健康消費、文化消費等新增長點將層出不窮。
四是工業發展路徑更加生態可持續。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工業規模居全球首位,然而,代價卻是巨大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近3年覆蓋人口超過6億且范圍持續擴大的霧霾天氣就是對我們粗放型發展模式的集中表征和嚴重警告。因此,在工業新常態中,我們的工業發展路徑必將朝著生態環保的可持續方向發展,不僅實現綠色發展,而且更加注重依靠人才和技術的貢獻,提高產業附加值,構筑新的競爭優勢。
挑戰:產業面臨陣痛 供需雙趨緊 企業經營壓力加劇
在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發展面臨以下幾方面的挑戰。
一是經濟減速大背景下各種隱性風險將逐漸顯露。金融領域發生風險概率加大。實體經濟下行將導致銀行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額雙雙高企;同時,金融風險又會影響實體經濟的資金鏈,一旦鏈條某一環節出現問題而斷裂,將直接沖擊實體經濟,導致進一步的下滑甚至衰退,極易引發連鎖反應。此外,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的任務也愈發緊迫。巨額地方債務已經進入集中償債期,如何逐步化解地方債務風險成為新常態下一個不容忽視的挑戰。
產能過剩風險進一步加劇。經濟處于下行區間時,產能過剩問題更加突出。持續多年高速增長的投資近幾年進入下行通道,導致前期已經形成的大量產能短期內難以消化,行業企業虧損愈發嚴重,同時部分領域的惡性競爭加劇也將問題進一步放大。目前,產能過剩的范圍已經從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造船等傳統產業擴展到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化解產能過剩的任務更加艱巨。
國家整體戰略和地區訴求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雖然經濟整體上已經下降至中高速增長區間,但部分省市依然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在國家新常態背景下,區域間的不平衡性將導致地區個性化發展訴求更為強烈,如何在保證達成國家宏觀經濟整體戰略目標的同時,采取差異化政策,協調好先發地區和后發地區的不同發展需求和利益訴求,將越來越成為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二是長期提質增效目標下短期內產業將面臨陣痛。傳統產業轉型帶來就業壓力持續加大,其增速放緩和規模收縮將對就業造成一定壓力。同時,在傳統制造業高級化轉型的過程中,智能融合的熱潮逐漸興起,智能工廠和智能生產的不斷普及將導致人才需求結構發生變化,高素質專業人才將更加緊缺,而大批低素質低技能的勞動力將面臨失業困境。
主要依靠傳統資源類產業的地區將經歷轉型陣痛。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更加關注質量和效益,傳統產業尤其是資源型產業面臨不小困境。在傳統資源型產業增速明顯放緩的情況下,一些傳統資源類產業依賴度高的地區表現出明顯的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工業增加值、企業利潤等主要經濟指標大幅回落,進而導致地方財政減收。稅收收入的大幅減少和結構調整的持續壓力使得這些地區的產業發展將經歷無法避免的陣痛。
創新能力不足成為工業發展“軟肋”。步入新常態的過程中,工業發展在技術層面上將面臨更大約束。一方面,隨著技術壁壘的增強,以低成本獲得國外技術的空間正在縮小;另一方面,我國工業自主創新體系尚未完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傳統產業仍只能依靠低成本優勢賺取微薄利潤,而高技術領域則面臨核心技術缺失的嚴峻挑戰,在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裝備制造業和部分關鍵領域,如高檔數控機床、工業控制系統、伺服電機及伺服驅動器等,我國仍主要依賴進口,成為工業發展的長期瓶頸。
三是供需雙趨緊約束下企業經營壓力將不斷加劇。從需求層面看,過去國內外市場需求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企業只滿足現狀,生產簡單、低端產品就能實現快速擴張,但是新常態下以低成本擴張來搶占市場的時代已經結束。從供給面看,企業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要面臨日益增長的勞動力成本和資源要素成本,另一方面還要在環保、技術改造方面不斷加大投入,這些額外的開銷將進一步推高企業經營成本。近年來,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大幅上漲,社會融資規模增長有限,表明銀行流動性減弱、資本約束增強、信貸約束趨緊,企業資金面壓力也隨之增大。
在當前低端市場飽和、高端市場缺乏核心競爭力、供給面約束愈發趨緊的情況下,企業必須在轉型升級的陣痛中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在轉型過程中,面對大量信息技術的不斷涌現,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化手段來優化發展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同時把握好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平衡點,避免過度互聯網化而失去自身競爭優勢,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些新的轉變對于傳統企業來說都將構成不小的挑戰。
機遇:改革逐步深化 經濟增長動力提升工業發展成效
在工業新常態下,我國面臨的機遇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各項改革逐步深化不斷激發市場活力。國家多種財稅改革措施不斷推出,如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范圍和行業,加強棚戶區改造、中西部鐵路等重大工程建設等。這些財稅政策的推出,不僅增加了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而且刺激了新需求的不斷涌現,為工業經濟培育新增長領域提供了機遇。
金融改革加速工業結構調整。一方面,國務院采取多項措施鼓勵互聯網金融為小微企業提供規范的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央行利用常備借貸便利、抵押補充貸款等新貨幣政策工具,向貨幣市場注入流動性。通過刺激工業領域投資增長,緩解企業融資難題,支持新興產業發展壯大,為工業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提供新動力。
企業改革激發國企內在活力。近年來,國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鼓勵并持續推進國有企業在制度和產權多元化等方面加速改革。在國家的強力推動下,國有產權和股權流轉機制不斷完善,這將為民營企業提供與國有企業平等的競爭環境,為企業提高經濟效益和發展質量注入新的活力。
價格改革推動資源集約型發展。近年來,我國取消了電煤的價格雙軌制,完善了成品油的價格形成機制。目前,我國一般商品和服務價格的市場化程度正逐步提高,并正在加快推進資源環境價格改革。未來,能源、交通、環保等價格機制將逐步完善,競爭性環節價格的進一步放開將有力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傳統領域的節能降耗。
二是創新體系逐步完善加速結構優化升級。當前,產業在技術研發、組織管理、生產經營、發展模式等多個領域都呈現新特征。未來,隨著新技術的加快推廣和應用以及“走出去”戰略的大力實施,全球和國家創新體系不斷完善,這將極大拓寬我國對外開放和區域合作的領域,推動工業向“自主國際化”轉變。
企業創新增強工業核心競爭力。當前,傳統生產要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率逐步遞減,國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不斷強化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未來,隨著企業創新能力的進一步增強,更加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成果將會加速應用和產業化,有利于增強我國工業核心競爭力。
市場創新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當前,滿足消費新需求的市場創新領域不斷增多,這為工業提供了發展方向。未來,隨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得到更好地發揮,技術研發方向、價格要素和其他創新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水平不斷提高,工業的發展空間將更加廣闊。
三是經濟增長動力顯著提升工業發展成效。高鐵出口助推裝備及相關產業發展。在“互聯互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戰略措施下,“一帶一路”所囊括的國家和地區對鐵路交通產生巨量需求。而我國高鐵具備高水平的成本優勢和建設效率,將為我國優勢裝備行業出口開辟便捷的交通網絡和廣闊的國際市場,顯著拉動相關行業發展。
城市消費成為擴大內需主要動力。我國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城市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支出顯著增長。未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規模將繼續擴大,住房、汽車、通信、教育、旅游等城市服務性消費將成為消費新增長點,這將為工業形成帶動力強、增速快的消費品提供新生動力。
智能裝備投資顯著提升工業化水平。我國已將智能裝備制造領域的重大戰略工程確定為優先重點發展方向,尤其在海工、高鐵、大飛機、衛星等高端裝備配套及控制系統、機器人等高級形式的配套方面創新投資機制,加大投資力度。這些技術密集、附加值高、成長空間大、帶動作用強的智能制造裝備,將有效帶動制造業的智能化、數字化和網絡化,顯著提升我國工業化水平。
對策:實施創新驅動 用市場法制改善發展環境
針對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發展面臨的挑戰,提出以下對策和建議。
理性看待工業新常態,積極主動順勢而為促進工業提質增效。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既有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新趨勢的影響,也有國內人口和資源等要素結構變化的影響。要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從全國看,要保持戰略定力,順應經濟發展大勢,守住工業經濟發展的“底限”,使工業經濟運行在合理增長區間;要加快推進工業轉型升級,全面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工業經濟提質增效。從地方看,新常態下各個地區的工業也會呈現不同的發展趨勢,各地工業和信息化主管部門要客觀認識差異,科學合理定位。
繼續加快改革步伐,采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改善發展環境。一是注重工信領域法律制度建設,通過法制來規范市場行為。對資源能源利用、工業廢物排放、落后產能淘汰等方面嚴格依法辦理,切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加快產能有序轉移。積極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立法,抓好兩化融合和產品質量品牌等方面法律制度建設,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二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注重激發企業積極性。充分利用好國家已出臺的財稅政策,多渠道多層次緩解企業融資困難,減輕企業稅負,保障工業企業健康發展。在企業兼并重組和新興產業發展方向選擇等方面交由市場決定,推動產業政策轉型,利用市場機制構筑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增強經濟韌性。
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加快推進兩化融合,助力工業轉型升級。一是加速構建國家制造業創新體系。實施國家制造業創新網絡計劃,建設若干制造業創新中心,補上關鍵共性技術供給短板,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與先進技術應用示范。營造有利于創新的良好環境,積極倡導和推廣工業領域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設立專項引導基金,支持有實力的企業在全球內集聚和運籌創新資源。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提高研發投入強度,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二是持續推進兩化深度融合,大力發展智能制造。把智能制造作為兩化深度融合的突破口和切入點。加快制定并推廣實施企業兩化融合管理體系的國家標準。加快完善促進兩化深度融合的政策環境,制訂法律法規規范電子商務和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發展。創新財政支持方式,優化中小企業融資環境,激發企業持續推進兩化融合的內在動力。積極開展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分行業分區域選取試點企業,建設數字制造示范工廠,發揮其“種子”作用。
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挖掘內生動力。從需求端看,一是要合理引導投資,注重提高效率。繼續加強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和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方面的投資力度,同時加強資金監管,提高投資效率。二是要鼓勵信息消費,挖掘內需潛力。繼續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步伐,著力營造良好的信息消費環境,不斷挖掘新的消費增長點。三是要加大扶持力度,支持企業走出去。鼓勵企業加速海外布局,既要開工設廠也要建立研發中心,利用海外優勢資源拓展利潤空間。
從供給端看,一是要提高技術水平。繼續加快推進工業強基工程,以重大工程和重點裝備的關鍵技術和產品開發為突破口,提升工業基礎能力。繼續組織和實施技術改造專項,改革資金支持形式,完善配套政策和監督管理,提升技術水平。二是要提高勞動者素質。繼續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力度,提高就業人員平均受教育年限。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更多適應經濟轉型需要的高素質勞動者。同時,鼓勵并支持人才在不同行業和地區的無障礙流動,讓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理念“活”起來,釋放更多“人才紅利”。
轉自《中國電子報》